近代中国逐步实现了司法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从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到审判程序都脱离了行政框架而“另立门户”，但在行政体系之外重造审判体系不仅会带来司法资源的紧张，也必然会造成新旧审判制度与程序间的冲突。《旧谱新曲：近代中国审判制度中的司法资源研究》在对清末民初司法改革“缺钱少人”这一“共识”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该时期审判制度与审判程序的传统与近代化，探讨了近代化过程中审判制度与审判程序在制约行政兼理司法以及实现司法公正过程中呈现出的司法功能与价值，提出了传统同样可作为司法资源为司法改革所用。

海峡两岸虽有研究明代法治之学者，但有关明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研究，则少有学者从事。而近年来，有关之史料陆续整理编印出版，遂便于本书的撰写。 本书分为六章，除第一章（序论）及第六章（结论）外，第二章论述明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又名为：直隶及各省案件复核程序、京师案件审理程序及特别案件审理程序）。 明朝长达二百七十六年，其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历经多次变革，相关史料浩繁，作者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宜有学术上的分工。部分学者侧重史料校注的上游工作，部分学者侧重史料分析的下游工作，相辅相成，法史学才能进步成长，有利于中国法制史的学术研究。

史学不是科学，法不也不是科学，所以结合了两者的法史学当代也不是科学。用三段论来表述；史学不是科学，法学是史学的一支，以所法史学不是科学。正因为法史学不是科学，所以它更重要。但必须说明的是，法史学的研究仍然必须运用科学方法。以司法审判来比方，法院进行司法审判时，必须先确定民刑案件的真实真相，也就是必须先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才能适用法律。法史关切的就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唯有运用科学方法，正确发现案件的真实真相，再加上正确的适用法律，公平正义的司法审判才可能达到。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总论——中国古代三法司的形成、确立与发展；秦代的审判制度；汉代的审判制度；晋代的审判制度；唐代的审判制度；宋代的审判制度；民国初期的法律与司法制度等。

晚清以来，近代中国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废除了传统的中央三法司与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制度，建立了现代的司法制度。经历约半个世纪的发展，民国在司法体制建设方面亦取得一定成绩，通过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在有的领域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表面上看，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司法体制与近代中国相较已改弦易张，新旧体制泾渭分明；但实际上今天司法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亦为民国司法的核心问题，例如独立的行政审判机关、最高司法机关抽象的规范解释权、司法行政权的特殊安排等等。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司法展开研究：民初选举诉讼中的法官造法、平政院裁判与近代中国文官保障制度的司法实践、公务员惩戒的司法化及其界限：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体制研究、民国司法院：近代最高司法机关的新范式、近代中国审级制度的变迁、从三法司到司法院——中国司法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此书是在2000年12月第2版内容的基础上修订增改而成的，补充了很多新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全书共计二十章，完整、系统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研究一系列重要课题，体例新颖、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文化编·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同时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刺激，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文化编·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同时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刺激，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近代中国社会研究》集中反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功力扎实的理论分析，也有思想敏锐的真知灼见；有基础雄厚的体系构建，也有匠心独具的新颖见解；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追踪。通过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成果的展示，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不断求索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和繁荣。